1967年的2月，具体是8号、9号、11号和16号这几天，周恩来在怀仁堂组织了个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。会上，叶剑英、徐向前、陈毅这些老将，跟陈伯达、康生他们，那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，场面相当火爆。这事儿后来被人们叫做“怀仁堂风波”，或者直接说“二月的大乱子”。
1967年1月19到20号，还有2月中旬在怀仁堂开的两次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上，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这些大佬都出席了。因为陈毅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是咱们国家的元帅，谭震林、李富春、李先念是那时候的副总理，所以他们又被叫做“三老四帅”或者“四帅三副”。
他们大力指责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错误行为，跟林彪、康生、陈伯达、江青、张春桥、谢富治等人展开了果断的较量。那时候，他们被冤枉说成是“二月逆流”，但事实上，这是一场充满正义的“二月抗争”。
16号晚上，张春桥、王力还有姚文元赶紧把碰头会的记录给整理好了。接着，在江青和康生的指示下，他们在17号一早去向毛泽东做了个不实的汇报。一开始，毛主席听了只是笑了笑，啥也没说。
毛主席其实没往心里去，毕竟这些都是党员应有的权利，党内偶尔有些争执也很正常。他说道：“这种事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自然，他们都是政治局的重要成员，既然有了分歧，那就摆在明面上说，没啥不能公开的。”
听到16号那天陈毅聊起延安整风那档子事，说他和周总理那时候都受过批评，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，气呼呼地讲：
我在延安整风那事儿做错了？还是说，你想让王明回来推翻之前的决定？如果真这样，那行，就让陈毅来管，我退位，我和林彪回井冈山去，把江青给毙了，康生发配边疆，这样你是不是就高兴了？
19号一大早，毛主席自己主持开了个政治局会议，对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他们几个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说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事儿谁也不能反对。会上还商量着让陈毅、谭震林、徐向前先“歇歇”，去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。
从2月25号一直到3月18号，中央政治局陆陆续续开了7次大会，对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他们进行了不恰当的指责。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这些人夸大其词，硬是把这次的事情扣上了个“二月逆流”的大帽子。
后来，中央政治局没办法再开展工作，实际上，中央文革小组就顶替了它的位置，接管了那些职能。
不过，徐向前元帅曾这样回忆：“对于‘二月逆流’这事儿，毛主席的看法和林彪、江青他们可不一样。打从反击‘二月逆流’的风波闹起来后，他虽然没直接反对那些激烈的批评，但也没点头同意要把人打倒。”
其实，毛主席一直都在关照和保护着那些老将们。
1968年10月，中共开了个八届十二中全会，会上又提到了那个被叫做“二月逆流”的事儿，再次对它进行了批评。
在党的第九次全国大会的工作汇报里，林彪描述二月抗争为想要“废除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定下的规矩，给被打倒的刘少奇他们那一伙资产阶级领导层平反，还要给已经被老百姓骂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供，并且动手压制和报复那些革命的群众活动。”
关于这事儿，毛主席还在继续关照。1969年1月3日，他亲笔写了个指示：“凡是跟‘二月逆流’扯上关系的老同志和他们的家里人，都别再去批他们了，得跟他们处好关系。”他甚至还讲：“说实在的，我对二月逆流那帮人，心里头真不一定有恨，九大开会的时候，报告里就别再提二月逆流这事儿了。”
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后去世，这让毛泽东对之前发生的“二月逆流”有了新的看法。他开始觉得，“二月逆流”其实是对抗林彪、陈伯达、王力、关锋和戚本禹这些人的行动，并且他开始着手为“二月逆流”进行初步的平反工作。
1971年11月14号那天，毛主席在成都的座谈会上见了大家。叶剑英一进门，毛主席就跟大伙儿讲：“以后别提什么‘二月逆流’的事儿了。‘二月逆流’到底咋回事儿？说白了，就是他们跟林彪、陈伯达，还有王、关、戚那帮人斗呢。”
王、关、戚那帮人，在“五一六”那会儿，想推倒全部，连总理和老帅们都不放过。老帅们自然心里不舒服，嘴里也就嘀咕了几句。
他们在党的正式会议上，直接在怀仁堂里闹开了！确实存在问题。他们争执几句倒也正常。有啥事直接跟我说就好啦。
那时候，我们真是一头雾水。王、关、戚他们几个还没浮出水面呢。有的事儿啊，得过上好些年才能弄明白。”
1979年刚开始那会儿，中央下了个决定，要给“二月逆流”这事儿彻底翻个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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